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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乐观派的胜利

20-08-20 20:50    作者:一只花蛤    相关股票:

文/姚斌

大众配资 在《理性乐观派》中,马特·里德利向中证军工 展示了一部人类经济进步的生动历史。他告诉中证军工 ,人类个体的进步,也是整个物种的进步,整个经济都是靠着自然选择演进出来的。当进化到某个程度之后,人类的智慧就成为集体性和积累性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显著区别。人类经济的进步能够迅猛拉开序幕,一是通过市场交换,一是通过劳动分工。

一旦形成了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的机制,“专业化”就开始出现了,而创新也随之涌现。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劳动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专攻主业,就变得越来越富裕。专业知识的累积使得每个人都依靠着生产越来越少的东西,消费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故事。历史上最伟大的主题是,交换、专业分工以及它们带来的创新,最终改变了世界。这就是这本论著的主题思想。基于此,作者鼓励人们拥抱变革,保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并为了改善人类及其栖居的世界而奋斗。

作者是一位理性乐观派。理性,是因为他的乐观态度,并不来自天生的气质或本能,而是靠考察证据。作者看到,世界通过贸易相互依存,这是现代生活持续的关键。理性的乐观主义者坚定地认为,由于商品、服务和观念的市场能够有效运作,人类得以相互交换,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诚实地专攻主业,世界最终必将克服当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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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万年前到现在,基因无疑在人类的演进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但是,人类进步的诞生来自“以物易物”。比如,织纹螺的贝壳从地中海被传递到内陆,这样做的结果是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反过来鼓励了更多的专业化,于是带来更多的交换——“进步”由此得以诞生。这里的“进步”指的是技术和习惯的变化快于生理结构。没有交换,创新就不会发生。交换激发了新奇的东西。随着持续的创新,出现了大量的人工制品。如此,交换就成了能够带来无限可能的东西,能够繁衍、激增、发展和自我催化的东西。它无意中吻合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交易秩序”:由于劳动的日益分工,促成了可能潜力的不断扩大。

专业分工能带来专业的知识,而专业的知识带来不断的改进。是以,专业化分工创造并提高了依靠贸易获得收益的机会。部落中有人捕鱼的时间越多,就越所擅长捕鱼,捕捉每一条鱼所花的时间也越少。部落中有人制造的鱼钩越多,他越擅长制造鱼钩,制作每只鱼钩所花的时间也越少。如果两者进行交换,就相得益彰。这就是李嘉图在1817年定义的“比较优势”广日股份股票分析 。擅长酿造葡萄酒的和擅长生产布匹的进行交换,对于两者皆有利。

李嘉图定律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当中都是正确成立的。进化也发现了李嘉图定律,并将其应用在“共生”上面,比如地衣类植物藻类与真菌的共生合作关系,又比如奶牛与瘤胃中细菌的共生合作关系,都反映了李嘉图定律。而查尔斯·达尔文很早就设想过:“远古人实行劳动分工,每个人并不直接制造自己的工具和陶器,而是由某些人专心投入此类工作,以此交换捕猎所得。”

大众配资 亚当·斯密说,工具是衡量劳动分工程度的一种尺度,劳动分工受市场化的程度所限。如果一个市场太小,就维持不了太多的专业技能。不但无法维持,还有技术倒退的风险。塔斯马尼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们现在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没有防寒衣物,没有鱼钩,没有渔网,没有手类工具,没有刺矛和投矛器,没有回旋镖。技术的倒退使得塔斯马尼亚人竟然不如其35000年前的祖先。这其中的教训十分深刻。自给自足几万前就撑不下去了。没有庞大的人口交换思想和技能,就算是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也无法持续。人类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数量和联系,寥寥几百人维持不了复杂的技术:交换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人类文化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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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换实现专业化的回报,是自给自足状态的3倍。一旦发现了交换的力量,专业化就逐步演变出来了。人类合作与交换这一整套基石,取决于一点非常幸运的生物学事实。人类有移情的能力,擅长识别值得信任的人。如此,生物本能就令繁荣有了出现的可能。一个社会里彼此信任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繁荣,信任感的增长似乎出现在收入增长之前。信任感越强的社会,就越富裕,而充斥猜忌的社会就越贫穷。互联网就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信任,使得交换获得空前的繁荣。

由于交换的存在,信任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渐成长、蔓延和升华,尽管其间也频遭挫折。交换孕育了信任,信任反过来也孕育了交换。信任是成功和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每个人、每一天都要以各种方式去重新赢得别人的信任。一旦人们丧失了对彼此的信任,繁荣也就渐渐远去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银行发现自己持有大量的“说谎的债券”,也就是说,债券的真实价值远远不及票面价值,于是交易崩盘了。约翰·穆勒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注意到,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等商业家族的规矩比波拿巴和哈布斯堡等帝王家族的规矩要让人愉快得多。因此,里德利推想,或许商业行为说不定真能让人变得更道德。

大众配资 里德利发现,人越是沉浸在现代商业世界的集体大脑里,表现就越是慷慨。最近几十年,慈善捐赠的整体增长速度竟然比经济发展还要快。商业和美德之间显然有着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21世纪初犯罪率直线下降,非法用药率也下跌了。污染也一样,在集权统治的国家,环境污染情况比自由市场的民主社会严重得多。过去200年的历史表明,自由和福利是跟贸易与繁荣手拉着手并肩前行的,是商业把人们从狭隘的物质中解放了出来,给了他们并行不悖、坚持各自主张的机会。

大型企业往往效率低下,安于现状,还反对竞争。大多数大企业碰上媒体、施压团体、政府或客户,都表现得虚弱无力、惊慌失措。企业的“半衰期”比政府机构短得多。1980年最大的美国企业,如今有一半都因为并购或破产而失去踪影,而现在美国最大的企业在1980年时有一半还根本不存在。

以折扣零售业为例,高效的订货、强硬的谈判、超级正点守时、无情的成本控制以及对消费者喜好的巧妙回应,这些因素令20世纪90年代初的沃尔玛在效率上领先竞争对手40%。平均而言,沃尔玛每到一地开业,就能叫竞争对手下调价格13%,每年为全美消费者节省2000亿美元。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最能叫商人夜里惊醒的竞争,不是对手降了价,而是创新家淘汰了他的产品,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互联网发展之初,易贝不过是诸多网上拍卖广发证券 里的一家,日后,它获得了成功,竞争对手却纷纷失败,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关键不在于竞争性的拍卖流程,而是要营造出一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易贝就是“至善者生存”的典型案例。这些年来,大企业不光越来越容易倒闭,而且它们也越来越零散化、分权化。在经济这片自下而上的汪洋大海里,自上而下的大型企业一天天走向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确正在走向灭亡,而且很快就将灭亡。短短25年里,美国广发证券 的平均规模就从25名员工缩小到10名员工,市场经济正演化出一种全新的形式。

良好的规则鼓励交换和专业化,恶劣的规则则鼓吹横征暴敛,耍政治手腕。政府的错误性质有可能是一个导致国家长期贫穷的灾难性因素。里德利认为,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应该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有人采用了127个国家经济自由度较高的67个国家人均收入是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的4倍,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后者近一倍。墨西哥人一迈过国境线,生产力就立刻翻了差不多4倍。他们接触到了更平稳的制度、更清晰的规则、受过更好教育的客户、更简单的表格,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世界银行断定,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人口的技能高,维持经济活动的整套制度的质量好。而像尼日利亚那样的国家,在法制、教育和公共机构诚信度方面得分极低,连丰富的石油储量都没能叫国家富裕起来。

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是在社会中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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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利在谈到陷入停滞和贫困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皇权下的中国”——明朝。在古老中国的经济进步史上,第一次经济繁荣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汉帝国崩溃后,三国时期再现了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唐帝国终结时,在五代十国彼此增长不休时,中国却出现了一波最为壮观的发明热潮和经济繁荣,而宋朝继承了这笔遗产。

在宋朝,中国人是丝绸、茶叶、瓷器、造纸和印刷领域的大师,指南针和火药自不待言。他们是用多轴传动的棉轮、水锤磨、雨伞、火柴、牙刷和纸牌。他们用煤制成焦炭,冶炼优质铸铁:一年生产12.5万吨生铁。他们利用水力纺织粗麻线,制造精致、华丽的水钟。那时,科学艺术和工程蓬勃发展,桥梁和宝塔处处涌现,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很多人都消费着彼此生产的东西。蒙古人入侵后,灾难降临,之后出现了登峰造极的明朝极权统治。明朝不仅将大多数产业和贸易纳为国有,造就了国家对盐铁、茶酒、外贸和教育的垄断,禁止与外国贸易和通商,还以集权方式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严格的言论审查,科技也不再领先。明朝展示了扼杀经济的最佳范例。这也是现代化无法出现在那时中国的原因。

大众配资 而整个欧洲那时虽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却是最开放的时代。来自欧洲历史的信息表明,自由贸易能实现共同繁荣,而保护主义导致贫困。自由贸易适合所有国家。二战后,所有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比如印度、阿根廷、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沉重的打击。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貌似有理,实则错误,并不真正适合于人类。马尔萨斯式危机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而是专业分工削弱所致。自给自足的情况增多,是文明处于压力下的显著标志,也是界定生活水平下降的标准。一旦社会倒退为自给自足或者回归农业,那么萧条就会出现。

14世纪的意大利金融创新猛然爆发:人们发明了信用证、复式记账和保险。意大利银行家的身影遍布整个大陆,贸易城镇聚集起来的财富很快进入了学术界、艺术界或科学界。驱动现代经济的创新永动机是思想观念日益频繁的交换。整个欧洲那时处于转轨时期,但最终走上了资本密集型道路,放弃了劳动密集型道路,成为“头一个建起了不再以人力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不再踏在奴隶和苦力的背上。”

实际上,经济福祉每一次推进,背后都隐藏着新知识。如果知识不再发展,增长也很快到了极限。保罗·罗默曾经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新增长理论”。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通过新产品或新服务满足需求的人,创新永动机就会让他通过暂时垄断,实现短期的利润爆炸。同时,其他所有最终得以分享“溢出”广日股份股票分析 的人,则实现爆发式长期增长。创新本身就是投资项目,新的应用知识就是产品。所以,只要愿意花钱尝试寻找新思想的人在传递知识之前能从中获利,就有可能实现收益递增。

大众配资 知识最美好的一点,在于它是真正无穷无尽的。里德利持乐观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信息系统远比物理系统更为浩瀚,这是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特点:广日股份股票分析 的宇宙辽阔无边,让物质宇宙相形见绌。正如保罗·罗默所说的,一块1G容量的硬盘能装下不同软件程序的数量,比宇宙原子的数量多27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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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创新无穷无尽,但是有不少的人对未来却是悲观的。确实,中证军工 听到无数的悲观预言:贫困日益加剧、饥荒就要到来、沙漠不停扩大、瘟疫迫在眉睫、水源战争即将打响、石油枯竭不可避免、矿产短缺、臭氧层变薄、雨水酸化、核冬天、疯牛病蔓延、全球变暖,甚至小行星撞击……悲观主义无处不在,而且总能得到赞美。但是,里德利认为,悲观主义错用了外推法。

每一代悲观主义者似乎都碰到了决定性时刻、引爆点、阈值和极点。悲观主义者显然低估了技术变革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在1875~1925年这整整50年里,欧洲人生活水平飙升至从前难以想象的水平,电力、汽车、打字机和电影、互助协会和大学、室内厕所和疫苗纷纷朝着民众生活实行改良的影响力,但许多知识分子却仍然沉迷于衰退、堕落和灾难。即使像罗伯特·特莱塞尔、托马斯·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艾兹拉·庞德、威廉·叶芝那样的作家和诗人,也基本上看错了方向,他们都把金钱和技术视为威胁。

悲观主义论调一直是票房的大热门,这种心态被称为“集体性地拒不相信生活会越变越好”。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把这种心态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会比事实上活得更长,把幸福婚姻维持得更久,更多地外出旅行。调查结果始终表明,人对自己乐观,而对社会却悲观,“具有一种无意识的认知失调”。关于社会和人类物种的未来,悲观主义者天然地觉得前途黯淡。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对风险的厌恶性:人们对输掉一笔钱的厌恶感远远比赢得同一笔钱的欣喜感要强烈。悲观基因似乎比乐观基因更常见:只有20%的人具有显性的羟色胺转运体长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往往天生就爱往光明的一面看。

悲观主义者显然也忽视了物种的集体智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整个世界几乎都靠一张网络连接起来,各地的思想得以相遇并交配。前进的步伐再次加快,经济发展会把21世纪的生活水平提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该物种的未来一片光明,尽管它们或许并不自知。尽管乐观情绪明显不合潮流,但历史表明它其实比末日将至的悲观态度更为现实。到目前为止,对人类来说最危险、最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是关掉创新的出水口。不发明,不采纳新想法,本身就极危险又不道德。

大众配资 里德利预测,21世纪将表现出一种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这是哈耶克创造了一个词,用来形容交换和专业分工带来的自发秩序。智慧越来越走向集体化;创新和秩序越来越自下而上;工作越来越专业;休闲越来越多元。大型企业面对小企业的攻击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小企业及其短暂聚散的人的集合体,会把大广发证券 一步步逼到绝境。大广发证券 想要存活下来,必须改造自己,采取自下而上的演进。自下而上的世界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主题,未来的世界将更加繁荣,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所以,里德利号召,大胆做一个理性乐观派,因为理性乐观派终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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